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新中国初期的理论旅行及其引发的理论问题
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断参与、持续对话的“西方同行”(Western Contemporaries),西方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已将近一个世纪。这一接受过程大约发端于 1930 年代的译介,并在新中国初期形成较大规模,进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形成热潮。中西之间的学术旅行是一种双向的过程,既包括“西学东渐”,也包括“中学西传”。在这个双向交流的过程中,原属于中西各自思想文化土壤而产生出来的问题,通过旅行、移植、接受而内化为新的思想文化语境中的问题。因此,当我们讨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接受问题时,不能简单将西方马克思主义视为纯粹的“外在的他者”,而应该视为“内化的他者”。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入地探讨,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如何成为中国问题的。正如刘康所言,“‘西方理论的中国问题’无论是研究对象还是方法,都是外在的(extraneous,extrinsic),也是内在的(immanent,intrinsic)。西方理论相对中国而言是外在的。但成为中国的问题后,即经过中国的转换、变异之后,就成了中国学术与思想史的内在问题”。本文拟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新中国初期(即 1949—1965 年前后)的接受情况做一个考察,看看这一时期中国学者以什么样的方式接受了哪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西方理论在与“中国问题”的交会中是如何被阐释(乃至“误读”)的,它对新中国文论的知识体系建构有何意义? 一、国际共运背景中的“西马东渐”马克思主义在 20 世纪的全球流变构成“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性图谱。“西马东渐”得以发生的基本历史契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俄苏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马克思主义三足鼎立态势的形成。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欧美发达资本主义语境下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一个重要分支。一战后欧洲诸国布尔什维克化运动相继失败,引发了这一地区以卢卡奇、葛兰西、科尔施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转向了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反思,由此形成了对发达资本主义批判为要旨的批判理论。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统治下人民(或“市民”)的革命意识薄弱是导致共产主义运动失败的重要原因。因此,早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倒转了马克思本身的发展轨道”“不断地从经济学和政治学转回到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断学院化的姿态相比,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强调革命实践的传统在俄苏和中国等其他地区得以延续。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予正在寻求救亡图存的中国知识分子极大鼓励,马克思主义也开始在中国大规模传播。其中,俄苏成为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渠道之一。尽管中国马克思主义、俄苏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都共享同一个思想资源,但是不同的社会土壤和形成的不同问题意识,决定它们对马克思主义做出了不同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俄苏和欧美又因二战、冷战以及彼此之间的竞争和合作,导致全球马克思主义内部的复杂关系,如俄苏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围绕《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而产生的“两个马克思”之争、西方马克思主义(包括东欧马克思主义)在苏共二十大后对苏联教条模式的反思及批判以及中苏关系从蜜月期到 1960 年代“中苏大论战”爆发,等等,所有这些都成为“西马东渐”时富有张力的思想背景。新中国初期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接受方式主要有三种。首先,以俄苏为中介。很多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译本是直接对照“俄译本”进行翻译的,“俄译本”中“前言”表达的观点同时成为中国学者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评说标准。如 1957 年对列斐伏尔《美学概论》的翻译就是采用俄译本,在原书序言之前是苏联学者斯密尔诺娃撰写的俄译本序言,称该书“是法国进步力量为恢复和发扬法国民族艺术的优秀传统而斗争的著作”。还有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文献并没有被正式译介到中国,中国学者主要通过俄苏学者著述中的介绍有了初步的印象。此外,俄苏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扩散至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中,因此一些看起来是直接译介匈牙利、东德等国著述的核心观点和主要判断依旧是源自俄苏(如对卢卡奇的批判)。因此,“俄苏影响”成为新中国初期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接受时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这也形成了这一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接受的一道独特景观:在中苏关系蜜月期,中国学者往往引用苏联学者的观点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苏关系交恶时,中国学界则会间接借西方马克思主义来批判苏联(称之为“苏修”)。第二种方式是中国学者直接从俄苏以外其他国家进行译介。有的是直接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原产国进行翻译。如孙凤城翻译的《〈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
们〉导演说明》是选自《〈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注释本》(柏林汉舍尔出版社 1958 年版)、加洛蒂(旧译加罗第)撰写的《卡夫卡与布拉格的春天》一文选自《法兰西文学报》等。有的则是通过他国进行转译。较为典型的是这一时期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内部刊物《现代文艺理论译丛》、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主办的内部刊物《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这些杂志译介了一些来自欧美、亚洲学者的论文、书评,其中的行文风格以及叙述方式相对于俄苏马克思主义及其影响下的激进批判话语缓和了很多,呈现出一种学术化的分析性。一般这些翻译的文章或资料汇编多会以“编者按”(或“出版说明”“编后记”等)的方式表明立场,说明翻译这些文章的目的在于“供批判用”,提醒阅读者注意警惕其中“资产阶级思想”。例如,这一时期对存在主义美学特征进行系统化概括的一篇论文,就是译自美国学者撰写的一篇书评。第三种方式是在国际统战背景下,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重要学者的介绍和对欧美国家中同情和支持社会主义革命或有左翼思想倾向的学者的欢迎。例如,葛兰西首先是作为意大利共产党杰出的革命领袖在中国宣传;萨特和波伏娃于 1955 年访问中国就是以“社会主义同路人”的身份得到邀请的;引发 1959 年“布莱希特热”的一个重要契机是中国与东德建交十周年。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本文聚焦的时间段是“新中国初期”,但是“西马东渐”在此之前便已经发生。比如说,有学者考证中国早在 1929 年就已开始接受布莱希特。几乎与此同时,对卢卡奇的中国接受也开始了。如张斯伟于 1930 年翻译的苏联哲学家德波林的《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一书第六章《乔治·卢卡奇和他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就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卢卡奇和他的著作《历史与阶级意识》。1930 年代中期,以胡风为代表的七月派也展开了对卢卡奇的接受。1940 年《艺风》杂志摘译了被视作为“反法西斯”作品的萨特的小说《墙》。
二、新中国初期“西马东渐”的学术地图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译介进入中国的时间为主线,以问题化的方式聚焦新中国初期中国学者关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关键文本及其引发的问题,我们可以粗略地绘制一幅“西马东渐”的学术地图:
时间(14)
国籍 理论家 接受者/译者(译介单位) 关键文本 关键问题 接受形象 1929年—1952年 德国 布莱希特 Bertolt Brecht 黄佐临 《漫谈“戏剧观”》 “戏剧观”争鸣 现实主义大师 1930年—1953年 匈牙利 卢卡奇 George Lukács 胡风 (16)
《托尔斯泰和现实主义发展》 “世界观与创作方法无关”批判 推崇批判现实主义的“老牌修正主义者” 1953年— 意大利 葛兰西 Antonio Gramsci 《人民日报》 《意共奠基人葛兰西》 国际统战 意大利共产党领袖 1940年—1949年 法国 萨特 Jean-Paul Sartre 《我对新中国的观感》 社会主义同路人 1957年— 法国 列斐伏尔 Henri Lefebvre 朱光潜 《美学概论》 马克思主义美学建构 马克思主义美学家
1958年— 法国 加洛蒂 Goger Garaudy 罗大冈 《无边的现实主义》 “无边的现实主义”批判 贬低革命文艺的修正主义者 1958年— 法国 梅洛·庞蒂 Maurice Merleau—Ponty 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组(编) 《存在主义哲学》 资产阶级哲学思潮(存在主义)批判 资产阶级存在主义哲学家 1958年— 英国 考德威尔 Cristopher Caudwell 朱光潜 《关于考德威尔的〈论美〉》 美的性质问题讨论 马克思主义美学家 1961年— 德国 弗洛姆 Erich Fromm 裘辉、涂纪亮(译)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概念》 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人性论批判 德国哲学博士 1963年— 奥地利 费歇尔 Ernest Fischer 郑克鲁(译) 《现代艺术中的真实问题》 “无边的现实主义”批判 修正主义者 1963年— 德国 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 郑克鲁(译) 《现代艺术中的真实问题》 艺术家与再现问题 现代德国文艺批评家 1963年— 南斯拉夫 弗兰尼茨基 Predrag Vranicki 胡文建等(译) 《马克思主义史》 “内部参考”材料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1963年— 波兰 沙夫 Adam Schaff 林波等(译) 《人的哲学》 人道主义问题的“内部参考”材料 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波兰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 1963年— 德国 马尔库塞 Herbert Marcuse 刘磊(译) 《社会民主党文献和资产阶级文献对〈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的阐明》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本化阐释批判 歪曲马克思主义者 1963年— 德国 阿多诺 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 1963年— 德国 布洛赫 Ernst Bloch
布莱希特对新中国初期的戏剧理论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后,布莱希特的文学作品、戏剧理论呈零星化状态在中国传播,在 1959 年中国与东德建交十周年背景下形成“布莱希特热”。布莱希特的一些诗作和戏剧汇编成《布莱希特选集》出版;同年,黄佐临撰文《德国戏剧艺术家布莱希特》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布莱希特的创作经历、戏剧理论。文中提出“学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如果不到家,可能产生自然主义倾向;学习民族戏曲传统倘只发展加锣鼓点、说白韵,最好也好不过传统戏曲,这使我想到布莱希特,从他这里是否可能得到启发?”这一言论,显示黄佐临已在思考用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突破苏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对中国戏剧发展的束缚问题了。1962 年,黄佐临在《漫谈“戏剧观”》一文更进一步集中强调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提出用布莱希特的戏剧理论激活中国“写意”戏剧观,完成中国戏剧辩证化、日常化改造。围绕“戏剧观”问题学界展开激烈讨论,布莱希特研究借助此次讨论不断深化。其实,黄佐临的阐释是极具策略性的,因为他挑战的对象是作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代表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而“间离效果”则具有强调形式的表现主义倾向。他一方面利用了布莱希特“现实主义大师”的身份,声称“布莱希特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艺术肯定是对立的”;另一方面他认为这种重形式的戏剧方式可以使中国戏剧的“写意”传统得到延续。与布莱希特在中国所受到的正面接受不同,卢卡奇在新中国初期一直是作为被批判的对象。其中原因有四:(1)卢卡奇、里夫希茨的“潮流派”引发俄苏文艺界批判相关信息传入中国,相应地,中国也将卢卡奇及其支持者们定义为“一个狭隘的、有害的、和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相对立的宗派集团”;(2)胡风曾表示过对卢卡奇理论的支持,因而,新中国初期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也相应地牵连到了卢卡奇;(3)1956 年匈牙利事件爆发,卢卡奇正在担任“反革命”的纳吉政府文化部部长,因而再次作为“修正主义”批判对象;(4)1960 年中苏大论战爆发,在对“国际修正主义”展开批判的过程中,也将卢卡奇牵涉其中。不过,正是这些此起彼伏的批判让卢卡奇的著作得以更多地以“供批判用”的方式被译介到中国。在 1960 年出版的《有关修正主义者卢卡契资料索引》中,不仅简要列举了卢卡奇英、德、俄、中四种语言发行的主要论文、专著,也将卢卡奇理论划分为哲学、政治·社会、美学、文学四大领域,这间接说明 1960 年代的卢卡奇研究已经具备一定的体系性,同时也呈现出初步的世界性视野。从文论的角度来看,现实主义一直是中国批判卢卡奇的焦点问题。1964 年,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在“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关系”一节中引用了卢卡奇的《托尔斯泰和现实主义发展》一文,指出卢卡奇宣传的“世界观对创作方法不起作用的荒谬结论”。因为卢卡奇以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为例宣称“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的世界观中的反动特性,并不妨碍他们用概括的、正确的和客观的方法去描绘社会现实”。这种宣传世界观与创作无关的理论显然是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相冲突的。因此,对卢卡奇的批判可以视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新中国初期确立过程中的必要环节。新中国初期也对葛兰西做了一定程度的译介,但是葛兰西文论和美学方面的思想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一时期他更多被视为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进行党史或生平传记的介绍。1957 年在纪念葛兰西殉难二十周年的背景下, 《人民日报》发表《意共奠基人葛兰西》一文介绍了《狱中札记》,称葛兰西“提出了关于意大利历史的新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狱中札记’和他的‘狱中通信’具有巨大的理论教育和文学意义”。比较值得关注的是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中对葛兰西的论述已经初步显示出问题化意识。他简要展现了葛兰西在政治、哲学、文艺等方面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并对葛兰西的文艺思想进行高度评价。通过对俄苏及东欧国家对葛兰西的政治和哲学的译介,中国学界初步了解到葛兰西的“主要著作收在《狱中札记》”“葛兰西主要注意的是历史唯物主义问题,还研究过美学、社会学、哲学史等”,等等。作为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萨特在 1950 年代初期政治主张上逐渐显示出共产主义倾向,成为“社会主义同路人”;1954 年萨特与其伴侣波伏娃受邀对苏联进行了访问;次年受中国政府之邀开启中国之行。这次中国之行之后,萨特写下了《我对新中国的观感》。该文发表于 1955 年 11 月 2 日的《人民日报》,谈论了新中国建设、文字改革、作家思想改造等现实问题。不过,正如柳鸣九所指出的,萨特是当时“国际统战的对象”,在意识形态和思想上还“保持怀疑、警惕”。因此萨特的身份象征意义(自觉向社会主义看齐的“进步案例”)大于存在主义哲学家形象,如钱谷融在《论“文学是人学”》一文中就认为,萨特“脱离了他们原来的流派,而被融合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阵营里来”,是因为萨
特是“人道主义者”“他们毕竟是热爱人,热爱生活的”。新中国初期对萨特的译介已涉及其哲学、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等多个方面。与此同时,萨特是存在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也引发了争议,如有学者就认为萨特是“借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贩卖资产阶级的观点”。现在因空间理论而享誉中国的列斐伏尔其实在新中国初期也曾受到过密切关注。1957 年,列斐伏尔的《美学概论》作为美学大讨论中的西方知识补充进来。它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该书的第二章《马克思、恩格斯论美学》是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理论资源建构的马克思主义美学。这标志新中国初期已经开启了对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接受。朱光潜在 1957 年一篇论文中就引用了列斐伏尔《美学概论》中的相关内容,并在 1960 年发表的《生产劳动与人对世界的艺术掌握——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实践观点》中正式引入马克思在“手稿”中的美学思想。当然,依据这一线索,列斐伏尔对朱光潜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尚待进一步考察。列斐伏尔提出的对俄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教条化倾向进行反思的“革命的浪漫主义”理论通过俄苏学者的批判文章也被译介进入中国。1958 年中国学者译介的关于加洛蒂的两篇文章《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法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主要派别》体现出鲜明的政治立场。加洛蒂对中国文论和美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他的“无边的现实主义”理论。加洛蒂的《无边的现实主义》于 1963 年出版。这本“修正主义”著作引起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批判。但是中国学界的反响不是十分强烈,只有罗大冈的一篇论文以及《现代文艺理论译丛》译介关于“无边的现实主义”文章前所加的编者按对其进行了批判。“无边的现实主义”重点在于“无边”。加洛蒂试图对现实主义进行扩容,融入现代主义等艺术技巧来激活业已教条化的现实主义。其二,是加洛蒂对“异化”的阐释。加洛蒂的《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以“论异化”开篇,将马克思主义建基于“人”的基础上,体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倾向,也使中国学界对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思想及其哲学价值有所了解。在对“无边的现实主义”进行译介的过程中,与其相类似的奥地利共产党中央委员费歇尔的一些关于现实主义论述也被译介进入中国。费歇尔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异化社会中,卡夫卡、普鲁斯特、乔伊斯(原文译“乔埃斯”)表现的“新现实”是富有艺术性的,“艺术作品不是现实的片段,然而,作为艺术作品,它是一种新的现实,作为一部杰作,它比现实本身有更多的现实”。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代艺术中的真实问题》一文中,费歇尔引用了本雅明的一段评论,来展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艺术家历史自觉的丧失,艺术再现成为怀疑的对象。通过加洛蒂对法国资产阶级主要哲学流派的批判文章,中国学者也初步了解到了梅洛·庞蒂的存在主义哲学及其代表作《知觉现象学》。如果说对萨特的理论因存在国际统战的缘故而态度略微缓和,那么对梅洛·庞蒂的批判则体现了新中国初期对存在主义这一“现代资产阶级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流派”的基本态度。尽管这一时期梅洛·庞蒂相关艺术美学理论也有了译介,但国内学界对其译介的重点还是在哲学层面。1963 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组编写的《存在主义哲学》一书中,收录了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和《辩证法的历险》相关节选片段。值得重视的是,《辩证法的历险》一书摘译的第二章为《“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文中高度评价了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从这个角度上说,新中国初期中国学者已经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有了一定了解。新中国初期对东欧马克思主义理论表现出比较积极的关注态度。受中苏关系的影响,新中国初期对东欧马克思主义的译介主要以两种方式进行:或者与俄苏学界保持态度一致,或者是对东欧修正主义的批判。区别于现在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研究,新中国初期并没有将东欧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思想整体来看待。这一时期有两本来自东欧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译介值得注意。一是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史》,该书从经典马克思主义一直叙述到 20 世纪中叶全球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这种谱系化的建构打破了苏联教科书影响下的单线条、敌我对立的叙述模式,对中国学者从世界范围内理解马克思主义传播有着重要意义。另一本书是沙夫撰写的《人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该书是对苏联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反思,借助存在主义哲学系统思考了马克思主义人学问题。在译介苏联学者对马克思《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阐释的过程中,一些被批判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间接地进入中国。1963 年内部发行的《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一书摘录了苏联学者列·巴日特诺夫的文章《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此文强烈批判了社会民主党与资产阶级
对《1844 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歪曲”,其中的典型人物包括马尔库塞和布洛赫(阿多诺也被简单提及)。巴日特诺夫批判马尔库塞在《论新发现的马克思的手稿》一文放弃了马克思的革命精神,而将其“描绘为伦理社会主义的一个变种”;布洛赫在《希望的原则》《主体—客体》一书中则更是将人进行抽象化理解,“企图从人的心理特性和情感推演出人类历史的全部运动”。这种看似“意外的收获”,其实契合了当时学界对“人道主义”的批判,“在同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意识形态的斗争中,人道主义是一个值得重视和研究的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无论在资本主义国家或是社会主义国家,对人道主义都有广泛的讨论”。在这种国际的背景下,结合中国实际的文艺问题(“文学是人学”等),“人道主义”成为与阶级性、党性相对立的概念。正是在对“供批判用”的资料译介中,弗洛姆借助《1844 经济学哲学手稿》阐释马克思主义人学的两篇论文也得到了中国学界关注。可以说,这一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倾向虽然没有得到系统化的认知,但是已经散点化地呈现在中国学界,这构成 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学者借助《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话的先声。
三、“西马东渐”与新中国初期文论话语建构本文对新中国初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接受状况的梳理其实是一种沿波讨源式的逆向追溯行为。也就是说,是建立在现在我们已经形成基本共识的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认知基础之上,回到新中国初期的文论思潮中来审视它的影响。正如冯宪光所说,“当时并没有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单独的学术流派来介绍和研究”。因此,在对新中国初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旅行进行系统梳理的过程中,我们既要发现西方马克思主义独特的理论形态和问题意识,同时也要将其放在“新中国文论”的整体视域中进行考察,进而力求完整地呈现出新中国初期“西马东渐”的文论史意义。首先,新中国初期的“西马东渐”呈现出三个显著特点。其一,译介多、研究少,而且这一译介有很多都是“二手译介”,即大多是在俄苏或东欧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性论述中间接获得的;即便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原著的译介,也多是以单篇文章翻译或重要章节摘译的方式为主。从研究的角度来看,新中国初期对布莱希特、卢卡奇等理论家有了一定研究,但是对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认识和了解还比较肤浅,也受到了认识上的局限。其二,重思想、轻文论。新中国初期对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介绍主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哲学思想角度进行的,与文论和美学相关的问题还没引起重视。正是这种偏向于思想立场上的译介,使得这一时期有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中国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例如弗兰尼茨基在《马克思主义史》中就认为布洛赫对于人的问题的关注,“明显地倾向于马克思的真正人道主义的思想”,而苏联学者则称“布洛赫的哲学观点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完全不相容的”。(64) 其三,受中苏关系影响较大。新中国初期中国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受中苏关系的影响而呈现出不同的态度。中苏大论战正式爆发后,中国学界对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苏联“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文本态度上显得缓和了许多,这种微妙的变化,可以从“编者按”的形式中管窥一斑。加洛蒂《共产党人哲学家的任务和对斯大林的哲学错误的批判》一书的《出版者说明》中,仅仅是对全书的内容进行了一个简要的概括,编写者的立场也收藏了许多,只是在文末加了一句,“现在,把这几篇文章集印成册,供内部参考”。沙夫《人的哲学》一书中《出版者说明》中,指出“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起源于对个人问题的研究……而在波兰,由于‘斯大林主义时期’的错误和过失,‘危机’显得更加严重……”。《出版者说明》中依旧没有进行严厉批判,仅仅是概括了文章的大致内容和该书的国际社会影响。这种“立场隐去”“引号频繁”的写作形式,或许就是一种隐约的立场表达,同这一时期展开的较为激进的“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人性论”批判相比,更显示出其中意味。其次,新中国初期“西马东渐”已部分参与新中国文论话语建设。尽管这一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总体处于一种被批判的态势,但正是这种“批判性接受”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化的第一个阶段。其中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卢卡奇。1960 年代初期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组编写的一套《文学概论学习资料》中,全书上、中、下三册一共分为十四个专题,其中《文艺与政治》《创作方法》《文学发展中的继承革新和各民族文学的相互影响》《文艺的欣赏和批评》《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五个专题中都以“附录”的形式收录了卢卡奇的文章。多面向的收录一方面显示出卢卡奇作为“国际修正主义”的典型性,同时也折射出卢卡奇理论参与的广泛性。卢卡奇与布莱希特以及加洛蒂的现实主义的论争,
代表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现实主义诗学问题上的新思考。这些理论明显有别于俄苏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观念,因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一直延续到‘文革’的最为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创作方法,对当代文学、文艺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将卢卡奇狭义化理解为批判现实主义和对加洛蒂“无边的现实主义”的批判,不妨理解为是中国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话语体系建设过程中对所谓对立性理论形态的设定;而对布莱希特的肯定和借鉴则是在戏剧表演领域对教条化的现实主义的突围。较为遗憾的是列斐伏尔提出的“革命的浪漫主义”在当时学界没有引起深入研究,也未能参与到新中国文论话语中的“两结合”(“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理论的讨论之中。第三,新中国初期的“西马东渐”为新时期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大规模译介做了相应的准备。现实主义诗学、《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阐释以及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存在主义美学是新中国初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译介中比较重要的理论遗产。这也成为新时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先声。从 1978 年到 1982 年,全国马列文艺论著研究会第一至四次学术研讨会的主题分别是:“恢复我国文艺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1978)、“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研究人性和人道主义”(1980)、“马克思主义与艺术规律”(1981)、“《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美学思想”(1982年)。不难看出,这些议题或是对新中国初期理论问题的反思,或是对一些问题的深入研究,这其中关于现实主义、人道主义、“手稿”的讨论已经开启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关注的大门。另一方面,1980年代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的出版,在中国学界呈现出一种焕然一新的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论知识建构体系。全书不仅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艺术理论,也将俄苏马克思主义知识纳入其中(列宁和托洛茨基),更为重要的是将一些重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知识化呈现,如“卢卡奇与文学形式”“戈德曼与遗传结构主义”“皮埃尔·马舍雷与‘离心’形式”“瓦尔特·本雅明”“贝托尔·布莱希特与‘史诗’剧”等。1979 年,黄佐临和陈颙导演的《伽利略传》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上演,布莱希特及其现代主义戏剧在中国迎来了第三次热潮。《卢卡契文学论文集》的出版使得卢卡奇研究不断深化, “卢布之争”也在 1980 年代现代主义思潮中获得关注。新中国初期没有引起重视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也成为新时期实践美学建构的理论支柱。此外,20 世纪 80 年代西马文论、美学知识建构在具体理论文本上也部分存在与新中国初期译介文本对话的关系。例如,在 20 世纪 80 年代对西马知识中国建构发挥了极为重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一书中,费歇尔、列斐伏尔的一些文章都直接参考了新中国初期的译本;有的论文虽然是 80 年代第一次被译介进入中国,但在问题意识上却是对新中国初期一些文本的回应。因此,可以说 20 世纪 80 年代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大规模译介,是在新中国初期的译介的基础上的拓展。卢卡奇、布莱希特、萨特等理论家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起着过渡的中介作用。伴随着对西学译介视野的扩大,中国学界获得了更为全面的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美学思想的整体了解和系统研究。正如有学者以西方现代派文学在 20世纪 60 年代中国“内部发行”现象所讨论到的,“这种在中国与欧美及苏联、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东方与西方之间的交错而并行的文化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或许正印证着‘红色的 60 年代’作为一种全球文化现象的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旅行,彰显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域外文论的密切联系,也预示着尽管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呈现强弱不均的问题,但是中国始终是“世界的中国”。无可否认,新中国初期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译介在批判资产阶级的社会语境中引发了一些误读,存在着诸多问题,但是这一接受现象构成了新中国初期与 20世纪 80年代初期文论话语建设的内在联系,并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及 21 世纪新时代不断推进“新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建构。